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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五反:资产阶级命运的终结

2012年09月28日 15:43
来源:中国人民共和国建国史 作者:杨奎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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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

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对资产阶级留有余地,并不能改变“三反”、“五反”运动对资产阶级所造成的近乎毁灭性的打击。运动中,工人店员扬眉吐气,对资本家呼来吼去,揭发检举此起彼伏;资本家则人人自危,纷纷写“坦白”,做交待,许多人主动低头认罪,争取过关。即便如此,因为许多“三反”“五反”交叉进行,许多“坦白”或“交待”与有关单位掌握的情况不能相符,或达不到需要的水平,不少单位搞“逼”“供”“信”。特别是那些从事“三反”运动的机关部门和税收部门,为了落实对自己单位人员贪污受贿的指控和落实对资方偷漏税的指控,往往动辄到工厂、商店抓人、打人。

用“三反”、“五反”运动来解决问题,把资本家,乃至整个资产阶级,归结为“本性恶劣”、“血腥残暴”、“贪得无厌”、“无耻透顶”的一群,使其变成社会正义的对立面,固然能够极大地打击不法资本家的违法行为,同时却也根本恶化了劳资关系乃至于资本家在社会上的形象,使许多资本家对自身的存在价值失去了信心。[79]在这中间,尤以中国航运大王卢作孚之死最为令人感慨。卢一生致力于教育和实业,一心希望实现教育和实业救国的理想。共产党胜利后,卢对新中国充满幻想,马上想方设法把其在香港和海外的船、岸资产迁回大陆,并且最早与政府签署了公私合营协议。他同时亦热情响应政府的各项政策,鼓励家人和子女积极“参加当前国家最伟大的革命事业”,一直努力试图跟上共产党前进的步伐。然而,当运动来临,虽然公股及其公司的党委也想善待卢,然而在社会和舆论彻底否定资产阶级的热潮之中,少数职工却并不在意政府方面的关照,揭发、指责不一而足,甚至不惜无中生有和上纲上线。这种情况使卢作孚一时无法接受,深感绝望,终于在2月8日吞服安眠药草草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卢作孚的例子,是对这时将资产阶级一概指责为“唯利是图”、“本性恶劣”的说法的一个最好的反证。卢死时,“没有财产,没有储蓄,没有片瓦,没有寸地,个人收入除了民生公司为数不多的工资外,所有其他事业送给他的舆马费,一个不留地统统赠给了教育事业和科学事业。”[81]其实,类似卢作孚这样的资本家,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间也并不是个别的。即使是那些不像卢作孚那样有强烈的强国抱负,更多地只是想做好生意的企业家,也有不少深知企业的前途基于职业的良心和产品的信用,无意偷机取巧,更不敢坑蒙拐骗者。他们通常对自己都十分节俭,一生勤勤恳恳。但越是这种资本家,也就越是难过运动的斗争关。以上海著名的食品企业冠生园创始人洗冠生为例。其能在全国发展到两家工厂、6个分店,靠的就是信誉和质量。但因建国初经济不景气,“五反”前该厂即已开始积欠工资。从1952年2月下半月起,因“三反”“五反”造成市场萎缩,业务更加清淡,原料和销路都发生问题,所得收入只够维持日常开销,更加发不出工资来。但是,“三反”“五反”到来,造成职工与资方尖锐对立,再加上舆论把资本家一概塑造成利欲熏心的腐化堕落之徒,职工们自然不信洗冠生没钱,硬是将洗关在厂里楼上两天两夜,连斗带逼。事实上,洗从做陈皮梅的小本生意创业,一生省吃俭用,有钱就用于发展事业,连子女都无光可沾,确实无钱可拿。在被逼无奈之时,又被税务局逼上门来,这位67岁的老人走投无路,只好跳楼自杀了。

“三反”、“五反”运动中因走投无路而自杀的资本家有多少,目前尚未见有具体的数字。但仅据上海从1月25日至4月1日的不完全统计,因运动而自杀者就达到了876人,平均每天的自杀人数几乎都在10人以上,其数字已相当惊人。而且,有不少资本家更选择夫妻一同自尽,甚或带着孩子一同自杀,更足以见这场运动之激烈和对资本家精神冲击之巨大。

资本家的绝望,直接导致大批资本家失去了在行业中继续经营下去的信心。这时还备受政府方面重视和保护的荣毅仁,都已经承受不住了。他明确表示:自己名下并无财产,只有上海麦尼路一座住宅,已准备押款10亿,以还付欠中粮公司的款项,其他退款,只能将申新等厂向政府抵出,或直接实行公私合营。如果这样还不行,“四面逼紧,没有办法时,只好上吊。”[84]上海的大资本家刘鸿生等也是一样的态度。他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政府把厂子收掉,或公私合营。说:“反正是完了,早点送掉岂不更好?”

[责任编辑:吴如加] 标签:三反五反 资产阶级 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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