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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最重的班,熬最深的夜,涂最贵的护肤品,值得吗?

by:中国新闻网

过劳成瘾,早已成为很多人的生活常态。

12月29日晚6点,2018年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接近尾声时,26岁的程序员周庆是从公司悄悄溜走的。

他要去跟朋友吃饭,第二天还要回老家见刚谈没多久的女朋友,但同事们都在整整齐齐地工作,他不好意思大摇大摆地走,包也没拿趁着上厕所就走了。

周庆在国内某知名网络公司做前端,上班不打卡,只要把活儿干完就行了。而实际上,活儿是干不完的,公司正在扩充国外市场的业务。对于他们来说,晚上10点下班算是早的,通常的上班时间是从上午10点到凌晨一两点。

他从没有试过最后一个离开公司,因为每天都有人熬通宵。有次半夜系统挂了,领导开着车去把负责的同事接到了公司加班。

前段时间,周庆公司来了一位新人,第一天上班,领导10点就让她回去了。但其他人仍在加班,凌晨5点还在发东西、上传代码。新同事看到后,第二天就发短信说不来了。

“一是因为工作做不完,天天有人专门催你。”周庆说,他们有三个产品经理,都是女生,比男生还拼。她们可以两天一夜不睡觉,然后休息一天,第二天接着来加班通宵。

本来二十三四岁的小姑娘,眼底都是小细纹,还有眼袋,遮瑕膏根本遮不住。

公司规定晚上十点后打车可以报销,上个月,周庆报了一千多元的车费。一年下来,他的滴滴打车账号已经升到了钻石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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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的西二旗地铁站。袁秀月摄

在北京,周庆这样的白领一抓一大把,“996”早已不新鲜词汇,深夜仍灯火通明的写字楼不在少数,老道的出租车司机们会熟练地驶向那些人流量汇集的地方,西二旗、国贸、望京、中关村……如果要问北京的“过劳地图”,恐怕他们最清楚。

工作时间的过度延长,必然伴随着身体的过度疲劳。过劳成瘾,早已成为很多人的生活常态。

中山大学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7年报告》显示,中国劳动力工作时间略长,每周平均工作时间44.73小时,工作时间为50小时及以上的比例超过四成。而《劳动法》规定的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

从2007年,中国适度劳动协会会长杨河清的课题组就开始对白领员工做调查。在对北京中关村和CBD企业知识员工的调研中,他们按照日本过劳死预防协会的标准,对调查对象进行预警分析。结果发现,有26.7%的人处于“红灯”危险区,即已经进入随时可能“过劳死”的状态。

“过劳死”并不是一个临床医学的病症,而是一个“社会病”。但过劳带来的身体负担却不容忽视,记者就此做了一个小范围调查,结果显示,在49人中(47人为40岁以下),48.98%的人表示,有时会有“和以前相比,容易疲劳,患病次数增多”的现象,36.73%人表示,有时会有头疼、胸闷、耳鸣、目眩、心悸等情况,但医学检查无异常。

韩琳在一家知名保险公司做内勤。和其他公司一线销售比较忙的情形不同,他们公司由于代理人能力弱,需要内勤做各种准备工作,做方案、办活动、维系客户……

虽然不像事业部有那么强的业务压力,但是作为业务支持部门,一旦业务不好就会收到领导的问责。韩琳说,在业务不好的时候,他们就会变得非常忙。

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半左右下班,平均每天加班三小时,平时还有出差。韩琳忙得好久都没在家吃过饭。前段时间,她身体突然不舒服,医生说有早搏的迹象。

从欧美、日韩到中国,过劳现象早已遍及全球。到了2018年,生活变得越来越便利,但很多因素也正在促使人们过劳。

譬如无处不在的网络,当通信工具越来越发达时,工作正在侵入人们生活的每个角落,家里家外都成了职场。

2018年7月,宁波有家饮品店,公司负责人在晚上十点多发通知,要求10分钟内上报当月营业额。一位女士因睡着未及时回复,10分钟后,负责人在微信群通知,她已被辞退。

各种各样的工作微信群,正在产生越来越多的“隐形加班”。企鹅智酷的一项报告显示,微信已经成为人们在工作中的主要沟通工具,八成以上用户在微信上有工作相关行为,一线城市用户是微信办公的主力。

“一台手机把你跟职场捆绑在一起,你所有的时间都是职场时间,你打卡离开了职场,其实你依然在职场。”曾在日本工作生活多年的学者刘柠认为,人们对技术往往有一种幻想,但实际上,每一次技术革命带来的结果是劳动者工作空间的蔓延,从职场蔓延到公车、蔓延到家里。

过度的消费也正在导致过度劳累。90后在消费上更为大胆,为了一款心仪的包包和鞋子,很多人愿意多加班赚钱;为了一次出国旅行,很多人也愿意掏空钱包,回来过“吃土”的生活;而父母们为了孩子在教育资源上不输给他人,也愿意拼命工作。

加班与消费开始进入一种循环:一边是丰富的物质享受,一边是沉重的工作压力。

“我们为了收入而工作,若说我们因此而变得非常富有,为什么我们的个人生活却如此贫乏呢?”日本经济学家森冈孝二的《过劳时代》一书中写到。

你为什么会加班?在记者的小调查中,近一半的人表示,是因为工作需要、活儿干不完、公司要求等。

在生活中,也有人是主动过劳。森冈孝二一生都在为解决过劳问题而奔波,然而2018年8月,他本人也因慢性心力衰竭急性恶化去世。直到去世前不久,他还在为解决过劳问题而演讲和写作。

孙梦工作繁忙,每天晚上8点左右下班,但她还报了一个线上的专业课程,下班后还要熬夜写作业。最近,她连续几周熬夜,早上起床都困难。

有的人则是被别人的目光绑着加班。晚上早走时,周庆就很有压力,因为他需要从其他人身边走过,而他们还在工作。

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李松蔚说,曾有一个客户的奋斗目标是成为领导,可以有自己的独立办公室,不必受他人的影响。后来他如愿以偿成了部门经理,却发现当了领导比普通员工更累。他虽然可以在正常时间点下班,但看着下属还在加班,他觉得自己不是个好领导,只能默默出来抽一口烟继续加班。

“最常见的不是因为劳动本身造成的损害,而是劳动所附带的压力。”李松蔚说,对于过劳问题,每个人能做的是找到自己的解决方式,他给的一个小建议是拒绝。

虽然有一小时20元的加班费,但周庆还是决定春节后换一个工作。韩琳没有告诉父母自己的身体状况,只是跟领导说,她需要调整一下状态。孙梦怕自己还没提升就提前“挂”了,于是把线上课程放到了周末来学。

森冈孝二也从劳动者、工会、企业三个层面给出对策,比较实用的建议是休够年假、及时就医、一定时间内拒收信息、酌情跳槽等。

加最重的班,熬最深的夜,涂最贵的护肤品,其实,这并不是种时髦,而是过劳。到底值不值得?也许每个人都该问问自己。(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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