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中国最具开拓和冒险精神的一群人。面对土地贫瘠、田不足养的困境,他们毅然将目光投向广袤的海洋,扬帆远航。他们不止要与风浪搏击,还要对抗紫禁城内那个固步自封的王朝。不同于西方的航海家,他们的身后没有祖国,只有朝廷“剿倭”的追兵。

我们的先辈,他们背着“海贼”和“倭寇”的污名,将“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人之患,束带立于朝”的豪言挂于舱门。他们用抗争告诉后辈:“倭患之源不在日本,而在朱元璋”。他们驾着福建的帆船行遍四海,让江西的陶瓷、苏杭的丝绸成为西方人人争逐的奢侈品。相比于郑和,他们无疑更有资格代表中国的海洋文明。【我有话说】【更多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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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世界的十字路口

宋朝期间,中国人在开始取代穆斯林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海上优势。蒙古人征服中国,建立元朝后,中国的船只体积最大,装备最佳;中国商人遍布东南亚及印度港口……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情况也值得注意,它表明这一时间,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居主导地位。1346年,当穆斯林旅行家伊本·白图泰造访中国时,像那个时代的多数人一样,他的首站是“刺桐城”。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个巨大的城市……该城的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详细]

上古时期的中国海洋

中华民族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既是一个大陆国家,也是一个海洋国家。根据我国政府公布的数据,我国拥有47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18000多公里的海岸线和7600个大小岛屿。从远古时期,先民就开始从事各种海上活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中,已出土不少磨有小孔的海蛎壳,可见当时的山顶洞人可能就与海滨地区有所往来。[详细]


汉朝的海上丝绸之路

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少见的盛世之一,农业、手工业生产力水平都发展到一个新高度,对外交往也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此时,不仅在西北陆路出现了一条连接欧亚的陆的繁忙的“丝绸之路”,而且在东南海上也出现了一条“海上丝绸之路。”[详细]


开放的唐朝海外贸易

广州成为唐代最重要的海外贸易商港。中国商船大都由广州出发,赴南海和印度洋一带从事海外贸易。据记载,当时广州约有25万居民,其中有一万多外国人。在广州的阿拉伯人有自己的清真寺,还有自己的教长。这使人联想到,伊斯兰教主穆罕默德就曾遣其母舅苏哈白赛来中国贸易,死后就葬在广州,即今广州北门外的“回回坟”。[详细]

如果说海洋对于宋元而言,是商贸之海、利益之海的话,那么,对于明初而言,则是礼仪之海、朝贡之海。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代表了中国海洋文明的不同走向。立国之初,朱元璋就下了禁海令,要求“片板不许下海”,并作为“祖训”要求后世子孙奉行不渝。此时正是世界航海事业大发展时期,西方世界大踏步地进入近代文明。恰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拐点,朱元璋却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进行全面专制,从而深刻地影响了明代的海外政策,也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海禁

明王朝实行海禁的内外原因

与宋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明王朝在立国之初便厉行海禁。在洪武年间,每过两三年就颁布一次海禁的诏令。朱元璋对人民的生计所需毫不理会,为切实贯彻海禁政策,他甚至还“禁民入海捕鱼”。并将海岛居民强行迁往大陆,甚至下令“午前迁者为民,午后迁者为军”,即将未能及时迁走的居民发配充军。在惨无人道的迁移令下,成千上万的海岛居民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详细]

朝贡

愚蠢虚荣的朝贡贸易

外国贡品多是供玩赏的珍禽异兽,于国计民生没什么益处。朝鲜居然在两个月内连续三次进贡的都是鸟,还寄望能得到厚赏。而忽鲁谟斯国则每年都进献狮子、长颈鹿。这些东西价值不高,对国计民生毫无用处。而中国用于赏赐的则主要是丝织品、瓷器、银等物。拿这些有用之财换取那些无用之物,显然对国家经济不利。一个大臣就上表说:“以彼无用之物,易此有用之财……臣等窃为朝廷惜之。”[详细]

朝贡

朝贡贸易的衰落

尽管朝廷禁令屡颁,严禁私人出海贸易,但因海外贸易利润高,故私人出海贸易仍在暗中顽强进行。诚如徐光启所言:“私通者,商也。官市不开,私市不止,自然之势也。”私人海外贸易在明初即一直存在,到成化、弘治时则更为常见,“濒海大姓私造海舰,岁出诸番市易。”在正德、嘉靖年间,私人海外贸易更出现了不可阻遏的之势。“所在联结为寇,溃裂以出。”[详细]

名臣纷纷反对郑和下西洋

在永乐时期,郑和下西洋就遭到了朝臣的反对,在其第六次出使时,一些正直的言官就曾直言下西洋之害。可见,即是在威柄独操的明成祖在位期间,对郑和下西洋也已有颇多非议。劝阻下西洋的人大都是正统的治国名臣。例如杨士奇,他历事五帝,是明初有名的贤臣。史称杨士奇“廉能冠天下,为世名臣”。夏原吉以善理财著称,与蹇义并列,世并称“蹇夏”,有古大臣风烈”。郑和下西洋如果不是花费特别浩大,决不至于遭到这些名臣激烈的反对。在这种强大力量的反对下,郑和所开创的航海事业又怎么能延续下去呢?[详细]

中华帝国的双屿港:16世纪之上海

被日本学者藤田丰八称为“16世纪之上海”的双屿港,原本只是浙东一个普通的走私贸易小港,其主体是以闽人为首的亦盗亦商的海商。随着20年代中期葡萄牙商人的东来,40年代日本私商的加入,以及中国江南地区私商的崛起,双屿在20余年间迅速发展为沟通亚洲、欧洲,连接东海、南海贸易圈的中国最大的私人贸易基地。经过葡萄牙和中国海商20年经营,双屿港迅速崛起,成为中外瞩目的国际商埠。沿海一带的普通百姓,有的为番商充当翻译、向导,有的为之造船、修船,有的竞相贩售酒米、时鲜等食品。以至连“三尺童子,亦视海贼如衣食父母,视军门如世代仇雠。”[详细]

提督之死:“抗倭”名将朱纨的悲剧

提督朱纨为官清正,强力敢任,是个难得的贤臣。他上任之后,大力整顿海防,并集合闽浙两省之兵,攻破中外海商所占据的双屿港。然而,却遭到在朝闽浙官员的共同反对,纷纷上疏弹劾。朱纨十分清楚自己的处境:“必不死于盗贼之手,或当死于笔舌之锋。”但仍不知进退收敛,连续上章争辩。之后,明世宗下令逮捕朱纨进京审讯,朱纨闻讯后,慷慨流涕,叹曰:“纵天子不欲我死,闽浙人必杀我。吾死,自决之,不须人也。”即慷慨饮鸩自尽。朱纨死时,“田不亩辟,家无斗储”。[详细]

海贼王:王直

王直,号五峰,徽州人,少不得志,任侠好义。双屿港被攻破后,王直成为海商首领,“海上之寇非受王直节制不得自存”。王直集团主要在海上经商牟利。他非常希望能有一个可以进行正当贸易的环境。他曾向负责“剿倭”的胡宗宪传话道:“我辈习坐通番,禁严以厉,自绝非本心。诚令中国贷其前罪,得通贡互市,愿杀贼自效。”王直的队伍基本由沿海违禁私出的穷苦百姓构成。“福建海滨民众,生理无路,兼以饥馑存臻,穷民往往入海从盗,啸聚亡命。”连统治集团中的人也惊呼:“海滨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是则闽、浙及广之所同也。”[详细]

倭寇:一个王朝的谎言

浙江沿海历史上曾有过连绵漫长的“倭患”,被认为是“明朝时日本海盗对中国沿海的一场侵略”。然而,在数百年正统史观的笼罩之下,诸多史实却也透漏出无法掩盖的微光——所谓“倭寇”,实际上是被误读的一群中国海商,而在他们被掩盖的身份和命运背后,则是中国曾经强劲的民间海洋力量与农耕王朝的对峙、抗争和落败……[详细]

越剿越多的“倭寇”

双屿之战不仅重创了中外海商,也使沿海“田不供食,以海为生”的广大民众丧失了生计。双屿之战后,海禁的榜文贴遍了沿海村镇,地方官府不仅继续严禁民间出海贸易,就连下海捕鱼、打柴和沿海之间正常的交通也被一概阻绝。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为海商势力的急剧扩大,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诚如明人郑晓所述:“小民迫于贪酷,苦于役赋,困于饥寒,相率入海为盗。”明人谢杰也剖析道:“禁愈严而寇愈盛。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详细]

是倭寇之乱?还是海商的反抗?

当时的兵部尚书在谈论倭寇时曾说:“倡乱者岂真倭党哉?厥后徐海、王直、毛烈等皆并华人。”而明军为了冒功请赏,明明是剿捕中国海商,也乐于称之为倭寇。“官兵利于斩倭首而得重赏,明知中国人而称倭夷,以讹传讹,皆曰倭夷,而不知实为中国人也。”因此,当时所谓“剿倭”,实际上所剿的基本是中国海商。胡宗宪的重要幕僚唐枢,更是一针见血地点出:“寇与商同是人也,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详细]

王直的陨落: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

胡宗宪背弃了他对王直的承诺,立即改变奏本,请求处死王直。王直知道被骗后喊道:“吾何罪!吾何罪!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嘉靖三十八年,王直被斩于杭州。临刑前时,“若不胜其怨恨者,遂伸颈受刃,至死不挠。”后来历史的发展验证了王直的话。王直虽死,但手下部众并未遭到削弱。而胡宗宪的背信爽约和明王朝的无耻诱杀,激怒了王直所部。王直死后,作为人质的都指挥夏正惨遭王直部将肢解。王直所部坚守岑港,并报复性“四出劫掠”,东南“倭患”又出现了新一波高潮。 [详细]

一个明朝海盗的心愿

宋、元时期是中国海洋文明的黄金时代,这也是历史给予中国成为海洋大国的绝好机会。遗憾的是,这次机会被代表农耕文明的明王朝给葬送了。中国在成为海洋大国最为关键的时代遭遇了最不具有海洋精神的朝代。那时哥伦布还没到达美洲,麦哲伦还没环球,荷兰人还不是“海上马车夫”。历史是很有意思的。当我听到中国加入了WTO,我想到了王直,400多年前的一个海盗。其实我们做的,正是实现了王直的愿望。[详细]

无奈的隆庆开放

正如历史上每一次大规模起义都迫使统治者调整政策一样,嘉靖年间海商集团的武装反抗迫使明王朝认识到“市通则寇而转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于是部分开放了海禁。果然,由于私人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的身份,嘉靖年间越剿越烈的“倭患”,在隆庆开放之后,很快就平息了。虽然隆庆开放的目的不过是“于通之之中,寓禁之之法”,并没有根本改变朱元璋“以农立国”的祖训,但在隆庆开放之后,海外贸易飞速发展。东南沿海地区日益富庶,因而被称为“天子之南库”。[详细]

皇帝与海盗迟到的共识

1639年,崇祯皇帝终于接受了传教士毕方济的建议,再次开放了海禁。选择海洋,在1639年这个普通年份,终于成为一名皇帝和一名前海盗的共识。但这一切又来得太晚了。五年后,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帝自缢,大明王朝轰然倒地。七年后,一度扛起反清复明大旗的郑芝龙举手投降,惟其子郑成功据岛苦守。数十年的海商梦彻底破灭。中国与大航海时代又一次失之交臂。 [详细]

中国需要“海盗”精神

明初的海禁放大了传统文化中的不利因素,保守、狂妄成为主旋律。从那时起,我们就无缘与蔚蓝色文化交流,偌大的中国成为与世隔绝之地。到了清代,这种特点更为明显也更为固执。鸦片战争打开了国门,国人并不是向外部学习,而是更为强烈地抵制外来文化。即使要学习,也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用西方的技术来维护本位文明,而不是吸收蔚蓝色文化。直到今天,这种意识形态仍不时浮出,仍以这种心态来看世界。[详细]

海禁之后,连皇帝都买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嘉靖帝信道教,整日在宫中做斋醮,长期不上朝理事。而做斋醮则需要用到龙涎香,但嘉靖初年即厉行海禁,断了龙涎香的货源。宫中旧存用完后,嘉靖帝即命臣下赴闽广搜求,却“久之无所得”。史载:“自是分道购龙涎香,前后凡十余年,久乃稍稍得之。”在嘉靖三十六年,“丙子,福建抚臣进龙涎香十六两,广东抚臣进十九两有奇。”仅区区十几两,在史书上却赫然有记,足证嘉靖帝求龙涎香之心切。[详细]

一个只许他下西洋,不准你捕鱼虾的国度,不值得留恋。一个慷百姓之慨,以求万邦来朝的王朝,不值得保卫。一个扼杀自由与探索的文明,不值得延续。

壮哉!我中华航海者。他们身虽败,名虽裂,却将开放与探索之道深深注入古老的华夏民族。耻焉!我中华帝王氏。皇帝们纵然屠灭了一个又一个自由的肉身,却终不能阻止开放的世界大势将他们的王朝彻底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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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题援引文献:
            《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
            《海禁抑商与嘉靖倭乱》
            《中国海洋开放史》
            《大航海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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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吴如加 赵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