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49年,在中国为民国三十八年,论干支则为己丑,属牛。从这一年起,在中国大陆,民国历法永远地停留在了“民国三十八年”。无论后世的人们怎样评价这一年之后发生的事情,我们都无法否认,对当时的多数国人而言,这一年是一个开始。内战已接近尾声,腐败专制的国民政府走了,朝气蓬勃的共产党人来了。他们带来了一个新的主义、新的制度、新的理想,以及新的希望。

陈旧的种种,皆已成过往,崭新的未来正缓缓铺开。所有人都在期待,共产党人期待着一个没有剥削的理想国,民主人士期待着一个包容的联合政府,文人期待着一个自由发声的世界,农民期待着一片属于自己的土地,商人期待着一个可以实业报国的安稳环境……

时间,在这一年,开始了。【我有话说】【更多专题】

问鼎之师 共产党人
那些年,我们一起爱过的共产党

那些年,我们一起爱过的共产党

1949年以前,广大地区民不聊生。蒋介石集团强化一党专政,实施党管国家、党管军队、党管一切的独裁政策。国家政权腐败无能而又无法无天,人民没有人权,没有自由。六十年后,有人问李慎之:如果时光倒流,你还会坚持原来的选择吗?他回答:当时没有其他的路可以选择。我们要抗日,看到的却是国军不断溃退;我们要民主,感受到的是国民党当局的专制统治。而共产党则高举抗日和民主的大旗。我们是带着自由、民主、解放的理想奔向共产党的。只要当年内心还有一点热血,一点良知,就不会选择另一条路。[详细]

李慎之:把全世界都带到共产主义的大道上

1949年10月1日,那天在天安门广场的每一个人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国从此彻底告别过去,告别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告别落后、贫穷、愚昧……而走上了一条全新的路──自由、平等、博爱的路;不仅如此,后面还有更神圣的事业,我们将建设社会主义,还要建设毛主席所说的“无比美妙的共产主义”;有毛主席的领导,我们一定可以把全世界──什么美国、欧洲、印度、非洲……都带到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上去。[详细]


毛泽东:坚持不在人民币上印毛泽东头像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毛泽东出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认为,现在可以在人民币上印毛泽东的头像,但是毛泽东依然反对,毛泽东对他说,我是当上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但是当上政府主席也不能印头像。 [详细]


刘少奇:今日中国正是资本家建立功绩的时候

1949年,刘少奇对资本家说,你“现在只剥削一千多工人,如果你能剥削两千甚至两万工人那就更好。现在的工人是有人剥削比没人剥削好,没人剥削他更痛苦。今天中国正是资本家建立功绩的时候,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是老年的、腐朽的、反动的,而是青年时代,还能够发展。”[详细]

败军之间 国民政府 蒋介石

1949,于共产党人,是一个胜利的年份,充满了理想主义的璀璨光辉。而在国民党人眼中,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失败岁月。吏治腐败、扼杀言论、独夫统治、党争不止、政府敛财、民生凋敝……但凡亡国之病灶,国民党一项不漏,岂有不败之理。值此存亡继绝之际,国民党敢不痛彻反省?迁台之后,竟在台湾为中华文明闯出一条殊不相同的发展脉络。1949,于国民党而言,无异于一次痛苦的重生。福兮?祸兮?任由后人评。

李宗仁”

李宗仁:怒斥蒋介石“都是你搞糟了”

李宗仁把蒋介石过去的过失和罪恶一件件地数给他听:“你过去每把事弄糟了,总是把责任和过失推到别人身上。例如东北‘剿共’失败,徐蚌会战全军覆没,你说是军队不听你指挥;又如发行‘金圆券’,引起全国经济恐慌,人民破产,自杀成群,你不躬自反省,反责备人民不拥护你的经济政策;再如你纵容特务,滥捕学生及爱国人士,引起舆论指摘,你不自疚,反说是本党同志不听你话所使然……”[详细]

陈诚

陈诚:国军的败绩,实非一朝一夕之故

国名党在军事上败局已定之后,陈诚感慨道:“国军的败绩,实非一朝一夕之故”。不久,他就接到蒋介石发来的电报,任命他为台湾省主席。陈诚赴台就职之初就提出了“人民至上,民生第一”,他首先决定从农村入手。在陈诚的努力之下,台湾土地改革通过和平赎买的手段,成功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将地主的农业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为台湾60年代的经济起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详细]

白崇禧/

白崇禧:为民国战至最后一兵一卒

内战末期,林彪百万大军南下,白崇禧率领20万部队盘桓周旋,激战数月,但当时大局已濒,土崩瓦解,士气几近崩溃。白崇禧率军一路抵抗,由武汉入湖南,退至广西,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但孤军终难回天,白崇禧于1949年12月离开大陆。在风雨飘摇之际,白崇禧选择入台,与民国共存亡,用他自己的话,是“向历史交代”。白崇禧在台17年,过着平淡日子,而他念兹在兹的仍是“反攻大业”。 [详细]

蒋介石 败军之将

蒋介石:大好河山,几无立锥之地!

与前两次下野返乡相比,蒋介石这次重返故里,实际上含有向家乡父老告别的意思。送别的乡绅问:“总统几时再回来?”蒋介石略微迟疑了一下,便伸出3根手指头,肯定地说:“最多3年!”站在甲板上,蒋介石不愿再回头望一眼故乡,只是望着涟涟水波,默默无语。此次离乡,蒋介石是何感触,就不得而知了。但从此,他就和家乡永别了。蒋经国一语道出了蒋介石当时的心情:“大好河山,几无立锥之地!且溪口为祖宗庐墓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 [详细]

打野炮 蔚然成风

照马克思的观点,“劳动创造一切,全部利润、利息、地租,都单纯是对劳动者的剥削”。新政权建立之后,中国乡村的数百万地主,理所当然地成了革命祭坛上的第一批牺牲。然而,经过几十年之后,特别是鉴于台湾土改和大陆改革开放的经验,人们意外地发现,在农村,当年那些地主并不都是剥削成性、好逸恶劳;他们与农民的关系,也并不都像教科书里讲的那样紧张;他们的财产也并不都是凭藉权势盘剥欺诈而来;他们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经营生产上的能手。

地主

多数地主和农民本质上没有多少差别

中国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地主经济也受小农经济规律的制约支配。一方面是无数人因天灾人祸而破产,一方面是一部分人因农商工而致富。地主富农破产而成小农,小农致富而成富农。一个农民家庭可能因一个儿子跻身士林谋得一官半职而成为地主,一个大地主也可能在几十年内分化出一批中农、贫农户。这些小地主不过是些“有土地有家资的小农”而已。他们和多数农民之间本质上并无多少差别。[详细]

地主 国庆节 1949

地主并不都那么坏

有些农户的印象,地主越小就越苛刻越扣门儿,像天不亮就用各种声音闹觉,赶着雇工出工;下了工回来还要被要求挑水、铡草、填栏、喂牲口之类的地主富农,并不少见。但雇主待雇工“亲如家人”,“平时主雇同坐共食,并无主仆名分”,“男人同伙计吃小米干粮,家中女人吃粗粮”,“掌柜和伙计都一块劳动,凑在一起谈天说地”的情况,同族接济的情况,也同样不少。[详细]

中共中央 地主

中共中央领导人多为地主出身

出身于地主的多数中共中央领导人,未必不清楚作为个人的地主有大小、善恶等种种区别,未必不了解中国的地主很多也是苦出身。对此,只要读过毛泽东和刘少奇等对自己父母发家史的回忆,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对此的同情与理解。正如孙中山所言:“中国人通通是贫,并没有大富,只有大贫小贫的分别。小地主时代,大多数地方还是相安无事,没有人和地主为难。”[详细]

周扒皮 半夜鸡叫

周扒皮长工:在老周家吃得比现在好

忆苦思甜式的批斗方式一直持续到文革。文革中,时任革委会主任的孔庆祥找到曾在周家当过长工的孔兆明,要他上台讲讲周春富的问题。孔兆明上台开始讲周春富如何剥削长工,讲着讲着不自主地说起,老周家伙食不错,“我们吃的是啥?吃的都是饼子,苞米粥,还有豆腐,比现在还要好。”干部们一听,急了,赶快拉他下来。60多年过后,当“阶级斗争”不再流行,周春富的苛刻似乎被逐渐淡忘,而他为人“厚道”的一面也慢慢被追忆起来。老长工王义帧则说:“都说老头狠,那是对儿女狠,对伙计还行。” [详细]

商贾 资本家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资本出现世上,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渗透着血和污物”。作为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并自信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革命政党,共产党与生俱来就不可避免地在心理上排斥资产阶级。再加上目标是既定的,和中间派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合组联合政府,以及容忍资本主义继续存在与发展,在众多共产党人看来,充其量不过是“利用”而已。

陈嘉庚

陈嘉庚:与独裁专制之蒋政权决裂

1949年,毛泽东向陈嘉庚发出了邀请电。陈嘉庚感谢中共致诚相邀,立即复电:革命大功将告完成,曷胜兴奋,严寒过后,决回国敬贺。其时,新加坡蒋帮特务活动猖獗,一时谣言纷传,对陈嘉庚竭尽造谣污蔑之能事;又大加威胁恐吓,扬言将以手枪相对。陈嘉庚不为所动,慷慨宣称:“与独裁专制之蒋政权决裂,乃深思熟虑之准确选择,任何手段,决难动摇!” [详细]

荣毅仁

荣毅仁:红色资本家,拉开公私合营序幕

1949年,荣氏家族大部分人选择了离开,唯独荣德生与其子荣毅仁执意留下。1951年底开始了三反五反运动,让工人当面揭发“资本家”。1952年底,荣德生去世, 直到死荣德生仍不能理解“工厂全归工人主政”等违背企业运营模式的做法。1954年,荣毅仁带头响应公私合营,被称为“红色资本家”。1957年反右运动中遭“揭发”批判。文革中,荣毅仁被红卫兵批斗,右手食指被打断,左眼致盲。[详细]

卢作孚

卢作孚:我累了,需要好好睡一下

抗战中指挥过宜昌大撤退的航运巨子卢作孚,解放后受中共领导人一再邀请,自香港来归。在“五反”运动中遭到部属“揭发”。回家后,卢对保姆说“我累了,需要好好睡一下”,遂服药自杀。卢死时,没有财产,没有储蓄,没有片瓦,没有寸地。此后,民生公司大船船长以上骨干几乎全部入狱,其中两人被杀;面对员工自发的悼念,组织上提出要“彻底摧毁卢作孚思想的统治”。[详细]

周扒皮 半夜鸡叫

三反五反:资本家命运的终结

据上海从1月25日至4月1日的不完全统计,因“三反五反”运动而自杀的人达到了876人,平均每天的自杀人数几乎都在10人以上,其数字已相当惊人。而且,有不少资本家更选择夫妻一同自尽,甚或带着孩子一同自杀,更足以见这场运动之激烈和对资本家精神冲击之巨大。大批资本家失去了继续经营下去的信心。就连受到政府保护的荣毅仁,都已承受不住,明确表示:“四面逼紧,没有办法时,只好上吊。”上海的大资本家刘鸿生则提出要政府把厂子收掉,或公私合营,说:“反正是完了,早点送掉岂不更好?” [详细]

南渡北归 殊途 民国先生

对于生逢鼎革的知识分子来说,1949年是短暂而漫长的一年。这一年在政治军事大幕背后,有悲欢离合的社会生活,有人生十字路口的彷徨踯躅。在这个改朝换代的易辙之时,他们注定要进行一次地震般的分化与聚合。因为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的命运不可避免地与云谲波诡的政治粘合在了一起,国共两党的历史和纷争无情地影响了他们的选择,透显出时代是如何摆布个人命运的。当时整个知识界都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是留在大陆,还是东渡台湾?

胡适 自由

胡适: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

共产党方面明确宣布: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保证解放后仍让胡适担任北大校长。对此,胡适只是微笑着说了句:“他们要我吗?”他临走时赠给北大同仁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出走台湾前,胡适从南京要一架专机,点名要接几位老朋友。他在南京机场恭候,机舱门一开,只一两位,他当时大哭一场。[详细]

傅斯年

傅斯年:力劝蒋介石“抢救大陆学人”

国民党政权末日来临之际,傅斯年找到蒋介石,建议将一批珍贵文物资料运出北平,同时设法劝一些学者离开北平赴台湾。“抢救”出的学人在傅斯年的安排下大多转移到台湾,傅斯年也因此将台湾作为中华“正统”文化传承和发展的血脉。他日后写道:“现在台湾不仅不是殖民地,而且是‘斟灌一旅一成’的根据地,将来‘祀夏配天,不失旧物’,正靠这一个宝岛,赤县已沉,瀛洲遂为正朔所在。”[详细]

梁思成

梁思成:共产党也得要盖房子。我还是为新中国的建设出力吧。

抱着“共产党也得要盖房子”的想法,梁思成留在了中国大陆。建国后,他致力于新北京城的规划设计。他提出的“保护古城”方案,遭到了否决。为了被拆毁的古建筑,梁思成多次痛哭失声。毛泽东闻此斥责道:“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直到1957年,梁思成还在抗辩:“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割掉我的一层皮!” [详细]

胡风

胡风:“时代太伟大了,想写点什么”

几个月来,胡风始终听到自己心里流淌着一股音乐,脑海里出现了很多的形象和诗句。“时代太伟大了”,这是他的书信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句。他希望有礼物献给这时代。11月6日,胡风正式开始写作。他首先提笔写下了这组诗的名字是《时间到了》。5天之后,第一乐章《欢乐颂》完成。他把整组诗的名字《时间到了》改为《时间开始了》。1954年,胡风因给中共中央写了关于文艺实践问题的著名报告“三十万言书”,受到批判,并由“反党”上升为“反革命”,遭放逐与监禁达20余年。 [详细]

冯友兰

冯友兰

冯友兰选择留下来,将清华完整地交给新政权。自言:我之所以没有走,主要是由于对国民党的失望,并不是由于对共产党的欢迎。

汤用彤

汤用彤

胡适离开后曾写信劝汤用彤南下,汤用彤不为所动。此时北大各院系群龙无首,众望所归之下,他义无反顾地挑起重任,领导北大迎接新中国。

陈垣

陈垣

1949年,胡适之友陈垣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致胡适的公开信:“你应转向人民,幡然觉悟,批判你过去所有的学识,拿来为广大人民服务。”

吴宓

吴宓

吴宓西行入川,在民众队伍中欢迎解放,他说:“我不愿逃到台湾去,依附美国。父母之邦,不可弃也!”后在文革中被批斗,受尽磨难。

熊十力

熊十力

解放后,熊十力在董必武、郭沫若的力邀下,风光北上,共商国是。文革中,熊十力着一长衫,独自一人双泪长流,口中念道“中国文化亡了!”

郭沫若

郭沫若

1949年10月,郭沫若出任中科院院长。11月,作诗赞美斯大林为“全人类的解放者”。文革中儿子被迫害致死。郭靠抄写儿子的日记寄托哀思。

国家图腾 国旗
国旗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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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百废待举。那是一个开始,是一个重铸梦想的时刻。各路英雄人物、仁人志士,莫不希望将这个新生的国家引向自己心中所属的,留着奶和蜜的迦南美地。1949,曾经有那样一个机会,那样一个片刻,中国可以有无限种可能,中国人可以有无限的未来。

转瞬间,一个甲子已过。当吾辈回望这二万三千三百六十个日夜,品味这六十四载欢欣与苦楚,心中难免庆幸与遗憾掺杂。庆幸的是,有那样多的人,怀揣梦想,倾其全力于这个国家。

遗憾的是,亲爱的中国人,我们本可以把这个国家造得更好。

拓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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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专题援引文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
            《1949:中国知识分子的抉择》
            《刘少奇:天津讲话》
            《风雨苍黄五十年》

             凤凰网 讲堂频道 出品,欢迎收藏
             编辑:吴如加 吴晓蕙 赵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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