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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我的一生,抵过别人几世

by:凤凰讲堂

21岁的我,却对婚姻有着莫名的执念,它不是柴米油盐,而是心里落实的安全感。

来源:大风号读者

喜欢是放肆,爱是克制。

1943年3月26日,我出生在重庆,父亲陈嗣庆,是复旦大学法律系毕业的高材生,母亲缪进兰,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家闺秀。

因为出生在乱世,父亲就给我起了个名字叫陈懋(mào)平,以示“和平”的意愿。我先是随父母在南京生活了几年,听母亲说,我们住在鼓楼区,头条巷。

南京的家,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一间书房,一面是窗户,其余三面全是书,别的孩子都喜欢在外面疯玩,我却只对房里的书籍着迷,我文学的“童子功”,应该源于此。

三岁,我嫌“懋”字难写,自作主张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陈平。

由陈平更名为三毛,那是去了沙漠以后的事情了。

总有人问我,如何评价自己的人生?

其实啊,我台湾是一生,沙漠是一生,荷西在时是一生,荷西去时是一生。

人生在世,命若琴弦,我早已不是相同生命了。

台湾的一生

我记得,全家搬至台湾的那一年,我5岁,在后知后觉的忧伤里,与南京告别。

在台湾,第一件事情就是上学。我虽嗜书成瘾,但我的快乐绝不会出现在课堂上,我也不是老师喜欢的学生。

尤其是数学,实在听得云里雾里,干脆在课堂上将课外书藏在裙子下读。如饥似渴地阅读,不仅影响了我的成绩,也时常遭受老师的百般刁难。初中还没毕业,我便休学了。

于是,读书写作便成了我躲避父母失望的眼神,和应对渺茫未来的避难所。

学业的转折,是我19岁那一年,遇到了顾福生。

他是我的油画老师,却很欣赏我的写作才华,他把我的文章推荐给白先勇先生,没想到在《现代文学》发表了。

我当时认为文章的发表,是托了顾福生的人情,自己又偷偷投稿,居然又发表了。

一直很感激顾福生,他为我的人生打开了一扇门。

后来,我在文化学院哲学系进修,在那里遇到了初恋,梁光明。

21岁的我,却对婚姻有着莫名的执念,它不是柴米油盐,而是心里落实的安全感。

让我失望的是,梁光明总是说:“结婚的事情再等一等。”

等什么呢?等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分手?

显然,梁光明,我把持不住。

没有退路了,带着初恋的情伤,我去了倾心已久的艺术天堂西班牙。

从此开启了一生的流浪。

荷西生时的一生

西班牙,马德里,是我此生注定要来的地方。

第一次见到荷西,是在朋友家,第一印象就觉得这个男孩很英俊。

起初,我一直把他当弟弟。他总是逃课来看我,约我打球、看电影、逛旧物市场。直到有一次他很认真地告诉我:大学的四年,服兵役两年,再有六年他就可以娶我。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我们一定要断绝关系,要快结束,我比他足足大了6岁,我不敢担。

但是想扯清感情上的瓜葛,是件痛苦而困难的事情,拒绝了荷西以后,看着他渐远的身影,我还是一阵阵地心痛。

喜欢是放肆,爱是克制。

其实,我还不懂,那时自己的克制,是埋在心底的“种子”。

我急迫地开始了新生活,先后交往了一个日本男朋友,一个德国男朋友,一个台湾画家,结果都无疾而终。

对的时间,总是遇不到对的人。

在国外求学三年,1970年,我回到了台北,接下了母校文化学院的教职,并认识了一个德国人,我们很快就决定结婚了。我的家人很喜欢他,都沉浸在为我准备婚礼的喜悦中。

可是,临近婚礼的一天,他心脏病突发,在去医院的路上,停止了呼吸。

难以形容的绝望,生活要这般待我,我唯有这般离去。

那一夜,我吃了一整瓶安眠药。

我只记得睡了很久,醒来后,猛然发现,父母苍老了许多。

我上辈子一定做了很多坏事,欠了很多情债,这辈子遇到的人,都是我前世的业障。

没多久,我再次决定远行。为什么又回到西班牙,我说不清楚,也许是冥冥之中的召唤吧。

沙漠的一生

在西班牙,我见到了相错6年的荷西,那双清澈的眼睛,依然饱含喜悦和甜蜜。这一次见面我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就像一件心爱的玩具,终于回到了自己的臂弯,暖暖的,很踏实。

他问我将来的打算,我说要去撒哈拉。

想不到没多久,荷西就申请到了一份在撒哈拉的工作,比我先到非洲去了。

我写信给他:“你实在不必为我去沙漠里受苦。”

荷西回信给我:“我们夏天结婚好吗?”

“好”——这次我没有一丝犹豫。

我们的第一个家就安在撒哈拉沙漠。

也是这个时候,我开始正式用“三毛”这个笔名,文字也因沙漠而厚重起来。

我进入了一段全新的生活,在沙漠中的日子,远不如想象中的浪漫,海水煮饭,臭水洗澡。最要命的是我的身体出现了问题,尿血,头痛,还生了一场邪门的病。

我原本以为我会有大把的时间旅行,现在才知道,根本不可能。撒哈拉果然是我的乡愁,初到时的苦楚,也只有在想象中,文章的包容中,它才美好。

然而这里,却也有了我离不开的荷西和家。

他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我做的事情,在别人看来也许是疯狂的行为,在他看来却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跟他在一起总是很幸福。

在沙漠的日子,我除了写作,最热衷的就是与荷西背着背包和相机,看了许多奇异多彩的风俗、交了很多有趣的朋友,日子终于丰富了。

那段时间也是我创作的高峰期,出版社总是来信催我写稿,显然,我的书很畅销。我想,是因为我的文字就像一个窗口,让读者有机会得以观见一个异族女子,在黄沙荒漠中苦辣酸甜的生活。

1975年11月,撒哈拉时局大变,我们就这样撤离了沙漠,再也没有回来过。

那一年我已33岁。

有人质疑我沙漠的文字都是虚构的,我是一个以本身生活为基础的非小说文字工作者,要求自己的,不过是如何以朴实而简单的文字,记下生命中的某些历程……

生活在变,生命在延续,观念有改变,这都是无可奈何的人生之旅造成的,于是我也对自己的笔诚实写下现在的自己,这也是我坚持写作的方向。

 

 

 

 

 

 

荷西去时的一生

 

 

离开沙漠后,我们居住在加纳利群岛。我的身体状况急剧下降,长时间打针吃药,时常让我意兴阑珊。

那些日子,我常常想到死,将生活里每一个意外,都看成是自己生命即将结束的预言。

当荷西接到拉芭玛岛的潜水工作时,我就有一种很不详的预感,我的直觉很灵。

我以为是自己大限已至,可死神这次挑选的不是我。

那个秋天,曾是那么美好,我的父母从台湾过来看我们,与荷西一见如故。那些日子,我特别喜欢用手吊在荷西的脖子上哈哈大笑。

我陪父母去伦敦,荷西因为工作不能同行,他在机场与我们依依不舍地道别。

我毫无征兆地头痛,身边一位妇女扶了我一下,并递给我一张名片,很刺眼的一行字:某某的未亡人。这是西班牙的风俗,守寡的妇女,名字都有这样的字样。坏感觉加剧,我转头去看外面的荷西,他正跳进栅栏,向我们挥手。

 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挥,竟成了永别。

1979年9月30日,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天。半夜一点,我的房门被一位英国太太敲开,没等她开口,不祥之兆已经有了自己的形状,我害怕地喊道:“荷西是不是死了?”

英国太太如实告诉我,他们正在寻找他的尸体。

那些日子我一直被打镇定剂,睡在床上。如果药效过去,我的脑海就一直盘旋:“荷西,回来吧,荷西,回来吧……”

父母把我带回台湾,很多朋友来逼我发誓,不许自杀。我以为我这一生的痛楚,足以让我离开了,却突然发现,有这么多强而有力的手拉着我不放。

虽然这次情殇之地在西班牙,但我的荷西在那里。不久,我坚持回到我们小岛的家,这次家里只有我一个人。

平凡的夫妻如我们,历经生死,失去了另一个的日子,该怎么过呢?

每天一样地打扫房间、整理庭院,也能在心境安稳的时候,到荷西的最后之地,陪陪他。

再也不能哭了,最坏的已经来了,还有什么好怕的。

我已经生生地被逼入绝境。父母为我操碎了心,我现在什么都不能做,荷西,你知道吗?我的心早已随你去了。

再也不能躺在你的怀里,看大漠沧海;再也不能牵着你散步,由黄昏到子夜;再也不能一起“你爱谈天,我爱笑”;再也不能一起……

这段以生死度量的深爱,这种再不复见的极痛,是我笔下无法摹写的,只要一触碰,便身心俱焚。

1981年,我离开了加纳利岛,回台北定居。我接受了《联合报》的赞助,游走了十余个国家。我开始试着让自己忙起来,接受采访,举办讲座。

荷西去世的6年时间里,我把自己献给了读者和公众,也方才心痛减缓,恢复了一些生气。

1989年,我再次踏上旅程,来到了南京,我发现自己儿时的情结依旧在。

1990年,应严浩导演邀请,我创作了《滚滚红尘》的剧本。电影异常地成功,很多人遗憾我未能拿下那个编剧奖,其实我早已看破,我知道自己在哪儿。

此生啊,到处都走遍了,大陆也去过了,该做的事情也做过了,该还的债都还完了,突然觉得累了。

1991年1月4日,48岁的我,终于可以离开了。

“来易来去难去,数十载的人世游,分易分聚难聚,爱与恨的千古愁,于是不愿走的你,要告别已不见的我,这世间仍有隐约的耳语,跟随我俩的传说。”

亲爱的爸爸妈妈,不要为我难过,女儿去找荷西了,这次是幸福的。

隐约中听到有人问我:三毛,如果有来生,你最想做什么?

如果有来生啊, 我要做一棵树, 站成永恒, 没有悲欢的姿势。 

如果有来生,我要做一只鸟,飞越永恒,没有迷途的苦恼。

如果有来生,我要人长久。

总结我这一生,廖辉英这一句最好:“你过一生,抵得上别人的好几世,生命的意义,或许你诠释得比较美丽。”

是为纪念,亲爱的我自己。

[责任编辑:李恩进 PSY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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